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术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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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鲁迅博物馆是以位于北京市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三条 21 号的鲁迅故居为依托而建立的社会科学类人物博物馆，于 1956 年正式对外开放。鲁迅旧居是一个小型四合院，是鲁迅 1924 年购买并自己设计改建的，鲁迅在此生活了两年多。

在这个小院里，鲁迅写作《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三本文集和《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部分篇章。这是鲁迅创作的高峰期，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这里成熟。1947 年 6 月鲁迅夫人朱安病逝，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北平高等法院查封财产的方式把旧居保护起来。1949 年 10 月 19 日，正值鲁迅逝世 13 周年，故居开放。1954 年初，文化部决定在故居旁建立鲁迅博物馆，于 195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逝世 20 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



建馆之初，鲁迅博物馆即重视学术研究工作，不但对鲁迅的藏书进行了整理编目，印成《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而且派人到旧书市场，为多数鲁迅藏书购买了副本。“文革”后期，在毛主席对鲁迅研究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从全国抽调专家学者到北京。鲁迅研究室后来成为鲁迅博物馆的一部分。研究室成立后，编辑出版《鲁迅年谱》《鲁迅手稿全集》《鲁迅大辞典》等，使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得到飞跃发展。

特别是鲁迅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鲁迅研究动态》，在当时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鲁迅研究动态》后更名为《鲁迅研究月刊》，截至目前共出版 400 多期，是全国社科核心期刊。进入新世纪以来，博物馆坚持学术立馆的宗旨，在 收藏、展览和社会教育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直以来，博物馆不断拓宽收藏渠道，征集到大量鲁迅及其他文化名人文物。截至目前，馆藏文物、图书等藏品达 7 万余件。主要有鲁迅的手稿、生平史料、藏书、藏画、藏碑拓片、藏友人信札等；有大量的鲁迅著、译、辑、编著作版本和鲁迅研究著作版本、现代新旧期刊；还有大量中外美术作品。博物馆的一个突出特色，是收藏了鲁迅同时代人物如许寿裳、钱玄同、瞿秋白、萧红等人的文物。北京鲁迅博物馆确立了鲁迅及新文化文献，近现代文献，版画及相关美术品等特色收藏体系。



北京鲁迅博物馆既重视提高，也重视普及，在向大众传播鲁迅精神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举办的“鲁迅生平展”“鲁迅的读书生活”“中国战斗——抗战版画”“鲁迅的美术世界”“引玉——鲁迅藏外国版画展”等展览，深受观众欢迎。

北京鲁迅博物馆学术研究的特点，是依靠馆藏优势，从基本材料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下判断，这对夯实鲁迅研究学科基础至关重要。对鲁迅生平史实的调查和考证，是一项基本工作，博物馆编纂的《鲁迅年谱》正是这个研究过程中搜集和辨别资料的成果。在对文物文献资料整理和遴选的基础上，博物馆编辑的《鲁迅回忆录》《回望鲁迅》等丛书，学界至今用作参考书；对鲁迅生平史实进行考订和辨证的著作，至今仍为学界看重。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二十多卷，刊登了大量馆藏文献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整理成果，为鲁迅研究学科的基本建设作出了贡献。



对作家藏书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作家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鲁迅博物馆得天独厚，较为完整地保存了鲁迅藏书，得以较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鲁迅藏书志》等专著。同时联合国内外高等院校、研究所的多语种、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成立鲁迅外文藏书研究小组，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因为有了坚实的文物文献基础，博物馆在学术研究中开辟出新的领域，解决了一些长期困扰学界的问题。例如，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1912 年至 1926 年，他先后就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曾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佥事，主管的领域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以及古物调查和搜集、文艺创作、图书出版、音乐戏剧演出等事项。这些工作对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不充分，甚至还有贬低和否定这种影响的趋向。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人员就此问题撰写了多篇论文，取得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又如，博物馆研究人员从本行业的角度考察鲁迅生平业绩，既对鲁迅在北京乃至在全国的旧居、博物馆和纪念馆进行整体研究，也对某个地区进行微观地理的研究。对绍 兴会馆、八道湾十一号进行具体的解剖，既对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研究鲁迅北京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思想的演进提供了新的视角。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术研究，因为鲁迅这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的丰富性，也在不断丰富内涵，扩大外延。博物馆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鲁迅同时代人、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和人物的研究，历年来出版了馆藏的《钱玄同日记》《周作人日记》等重要文献，召开了“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鲁迅与周作人”等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制作了有关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钱玄同等新文化巨匠的展览，发表了许多相关领域的学术成果。



北京鲁迅博物馆积极致力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在合作中开拓视野。在博物馆院内，矗立着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匈牙利著名诗人裴多菲、鲁迅老师藤野严九郎的铜像。

博物馆编辑出版的《韩国鲁迅研究论文集》，是国内第一本为一国鲁迅研究成果编辑出版的图书。中国鲁迅研究会的常设办公机构曾长期设在馆内。因为与博物馆保持联系，有些学者长期坚持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中文系主任寇志明先生就是一个例证。他曾撰文谈到自己学术道路上遇到两件让他高兴的事。

一件是，他到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家拜访时问杨先生，他虽然翻译《红楼梦》为英文，但却不喜欢《红楼梦》，原因是什么？杨先生回答说他不喜欢《红楼梦》里的人物。寇先生又问杨先生最喜欢自己翻译的什么作品？杨先生立即回答说“鲁迅”，随后又加上了“宋明代的话本”——也就是三言、二拍。寇先生说，最令他兴奋的是杨先生回答的第一 个名字是鲁迅，这就让他觉得自己没有走错路。

另一件，寇先生写道：“是 2000 年以来，我和鲁 迅博物馆的朋友们联系逐渐密切，并进行了很好的合作。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新的开始。每次到博物馆，就好像回到了家。”寇先生翻译了全部鲁迅旧体诗，最近又知难而进，翻译了鲁迅早期的文言文。这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文化走出去，我们需要像寇先生这样的学者。

博物馆在学术交往中受益也很大。例如，前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学者，为月刊写了一篇《鲁迅藏美国红色杂志中的漫画》，到博物馆来交流。他告诉我们，他正在研究鲁迅文学作品在藏文学中的影响。他介绍了藏族作家的一些作品，与鲁迅作品有相当紧密的联系，例如《热洛正传》。这个领域国内学界还没有触碰过。

这次交流后不久，这位学者又向我们推荐了一位西藏文学家根敦群培。这位藏族文化名人具有人文主义情怀，批判旧制度和社会恶习的勇气和改革精神，学界有人称之为“藏族鲁迅”。前些年，根敦群培已经引起学界的注意，其著作的汉语译本也出版了几种，但总体上说，对这位藏族先贤的研究还不充分。鉴于此，鲁迅博物馆已与西藏文物部门商定，在北京举办一个根敦群培生平事迹的展览，让内地观众了解西藏现代历史和文化名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学术研究，以资料整理见长，述多于作，列多于论。但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立场。相反，鲁迅博物馆的立场是鲜明的，对于那些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学术观点，博物馆研究人员积极予以廓清。



学术研究是博物馆工作的基础，因此我们提出了学术立馆的方针。2016 年是鲁迅诞辰 135 周年、逝世 80 周年，也是建馆 60 周年，馆庆活动很多，国际学术研讨会是重中之重。在此次学术会议前夕，我们请与会专家观看了博物馆请来的仙台市民剧团，演出以鲁迅在仙台留学时期生活为素材的话剧《远火》。

这出戏是在鲁迅博物馆与仙台东北大学鲁迅研究小组对鲁迅医学笔记联合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剧中藤野先生讲的一些话很感人。不妨套用他们的精彩话语来说明我们这次学术会议：各位来参加研讨会，小而言之，是为了鲁迅博物馆；中而言之，是为了鲁迅；大而言之，是为了学术。

让我们共勉，为鲁迅遗产的传承，为建立学术自信继续努力。